众所周知,产业结构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随着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构,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载体。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城镇化建设的步伐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但在城市化进程速度与日俱增,人口飞速上涨,GDP指数不断提高的今天,“大城市病”的弊端却被逐渐暴露出来。就业、治安、交通等一系列问题的联锁反应也在不断发酵。面临这些城市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实质性挑战,唯有寻求与时俱进、对症下药的措施和技术,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和模式,才能使城市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得到有效改善。因此,“智慧城市”的概念应运而生。

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的高级形态,它的建设有利于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几年来,我国一直大力加强智慧城市的建设工作。在2012年1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国发〔2011〕47号》中就从推进物联网应用角度明确了智慧城市的应用领域,同时指出将应用扩展到环保监测领域。此后,国家从推进信息化、物联网、信息消费、卫星导航、地理信息和老工业区改造等方面阐述了发展智慧城市的总体思路和实现方式,特别是在2014年3月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将智慧城市建设与绿色、人文城市并列作为推进新型城市建设的范式。那么,对于刚过去的2016年,我国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上又实现了哪些新的突破?该如何规划未来的发展前景?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徐振强博士告诉我们:“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历经五年政策设计、试点建设、行业聚力和社会关注,已经从理念探讨、定义辨析、初期尝试、跨界融合、模式完善到新的思维创新。质量与安全正逐渐成为核心主题之一。”。

回归城市本源,探索创新通道

作为一座城市的人工智能中枢,“城市大脑”是从综合技术整合向城市深度认知转型的标志性体现,善用其思维来创新实践是提升智慧城市发展质量的有效路径。围绕智慧城市建设的突出问题,徐振强表示:“凝聚全行业要素构建新时期的发展要略是实现智慧城市事业化的唯一途径。”

的确,只有坚持“神经网络”和“毛细血管网络”等感性理论,回归“城市大脑”思维,逐步厘清定义并多元包容性阐释,检视既有成功路径,才能回归城市本源,探索跨界创新通道,加快以信息化先进产能为代表的载体稳健落地和有效运营。此外,还需要融合理念与维度,构建推进智慧城市的长效机制,深刻把握特别是与人口、城镇化和宏观经济相匹配的城市新常态,理性策划项目;以强健城市信息基础能力建设,带动知识学习和再次创新,加快布局四个先导,合理实施“智慧城市+”,从技术集到大脑思维,促进新时期智慧城市政策规范、实施准则、建设模式、能力建设、产业孵化、第三方评估和国际合作等取得实质性进展。

自2011年以来,我国从学习了解国外传播过来的概念,到逐步从国家政策高度引导推进智慧城市创建工作,并写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历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范围内探索智慧城市的有效模式方兴未艾。智慧城市,这一名词快速被绝大多数城市管理者所了解,并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理念,特别是在信息化行业的积极参与和广泛推动下,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时空信息云、政务改革、人工智能和“城市大脑”等相结合,一举成为全行业的热词,被广泛传播和使用。在城市领域,让新理念落地、让新名词生机勃勃、让新事物真正管用,是支持我国经济新常态、贯彻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承载新型城镇化人口需求和增强城市韧性的内在需要。因此,创建中国特色智慧城市的诉求应运而生。地方城市政府和信息化行业率先开始思考如何挖掘智慧城市的潜能,服务城市治理和民生改善。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创建智慧城市的主试验场

中国智慧城市事业经历近五年的探索,以277个智慧城市试点为代表的地方城市,正在致力于让新理念落地,编制与智慧城市相关的顶层设计、实施方案和若干意见等;成立由城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牵头的智慧城市领导小组和智慧城市办公室;设立了专项经费支持智慧城市工程建设等。试点政策与申报工作的稳步推进,为培育智慧城市创新体系提供了政策保障,并形成了覆盖超过1/3县级以上城市的试点总体格局。

徐振强告诉记者:“截至2016年6月,全国95%的副省级以上城市、超过76%的地级城市,总计超过500座城市,占世界智慧城市创建总数的一半以上,在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或正在建设智慧城市。不到三年时间,依托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中国从学习了解国外智慧城市理念和实践的启示中,快速进入吸收借鉴、融合创新推进中国特色智慧城市的新范式。”依托近年来的发展成果,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创建智慧城市的主试验场。中国的最新实践得到美国、新加坡、欧盟和金砖国家等的高度关注。

从建设内容出发,试点城市公共信息平台和公共基础库建设进度过半,地下管线与空间综合管理、绿色建筑、数字化城市管理、无线网络、智慧社区、政务服务体系、智慧安全、智慧环保和智慧交通等其他重点项目完成度进一步提高。当前,北京市朝阳区的移动电子政务(全区各单位开发政务应用纳入政务应用商店,并安装APP,建设“智慧朝阳”)、房山区长阳镇推行“微服务中心”,打造智慧养老;重庆两江智慧总部基地,通过智慧应用集群(公众服务、产业云服务、智慧交通、智慧能源管理、智慧城管、智慧景观、智慧环保和智慧城市安全),打造智慧新城;重庆永川率先用PPP模式创新支撑试点建设;贵阳将大数据云服务和智能终端等智慧产业作为城市核心战略之一,着力打造中国“数谷”;浙江嘉兴乌镇规划建设“互联网智慧小镇”。这些智慧应用和智慧战略正快速改变市民的生活与工作,为城市巨系统的结构完善和功能升级提供基础,以上都是智慧城市试点对城市改变的例证。

在智慧城市试点的带动下,国内智慧城市建设全面铺开。2012年7月,全国首个省级智慧城市群综合接入平台——“智慧江苏”门户平台启动并上线。2014年5月,陕西省发布首个省级智慧城市技术规范——《陕西省智慧城市体系架构和总体要求》,对有效引导全省地市、各部门在统一技术架构下开展智慧城市建设起到关键性作用。2014年11月,广东省政府发布推进珠江三角洲地区智慧城市群建设和信息化一体化行动计划(2014-2020年)的通知,明确规定到2020年,基本建成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成珠三角世界级智慧城市群。2016年3月,《长江中游城市群四省会城市战略合作评估及展望》,提出以武汉、长沙、南昌和合肥为龙头若干个现代化智能城市,打造长江中游“智慧城市群”。

2016年4月,《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年)草案文本》发布并公开征集意见,草案在加速建设宜居城市方面,提出加快智慧城市建设,推动产业与互联网融合。2016年6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2016年施政报告》中指出,特区政府将与科研及公私营机构共同研究建设智慧城市。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创科局)负责制定智慧城市的数码架构和标准,研究包括策略、发展计划、管治安排、数码架构和标准、公私营合作模式等。为香港制定2030年智慧城巿长远发展计划,利用创新及科技解决面对的都市挑战,并提升城市管理和改善巿民生活质量。施政报告相关的研究提出应用大数据来驱动香港智慧城市建设。

“十二五”期间,智慧城市的定义、内涵、标准和实施路径等在全行业得到广泛探讨和界定,据不完全统计,国家层面超过27个部、委、办、局和行均将智慧城市的治理理念融入到了行政工作之中,有效地促进了地方城市政府相应委、办、局智慧城市应用思考和行动的同步。“十三五”期间,智慧城市事业继续得到肯定和支持。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支持绿色城市、智慧城市、森林城市建设和城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从信息化探索到回归城市本源认知,对于深耕智慧城市并建成、出成效,至关重要[7]。下一个五年,我国智慧城市的市场规模约为4万亿元。因此,加快新兴技术手段支撑智慧城市建设,缓解城市问题,并进而挖潜智慧城市动能,实现城市智慧转型的关键。

推行智慧城市建设,要坚持中国国情、中国特色和中国思维

当前,智慧城市建设,技术和产能驱动显著,对于城市规律的认识、适应和回应有待提高,迫切需要形成全局性、标杆性的成效。即,反映中国特色、具有本土化生机活力、能够全面实施易见成效的智慧城市理论与实践,这需要跨学科、跨行业和跨领域等的支持。

结合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总体状况,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存在重视软硬件投入,市民沟通参与不够;将关联性不强的建设项目归入智慧城市,增加社会对智慧城市建设的疑问;对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增强城镇功能和培育智慧产业的智慧顶层设计、实施部署力度有待加强;智慧城市行业协同创新体系建设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形成引领性的智库体系。在公共角度思考、规划以及提供智慧城市知识的创新能力较薄弱;跨界思考、有效整合和成效导向不充分,个别甚至存在理念背离和局部技术应用放大等问题。建设模式多样性不强,实际问题的针对性欠紧密,对经济成本和后期商业模式探索有待加强;少数城市存在“大而全、难落地、难运营”等情况,方案宏大作用微弱;与生态城市、人文城市等以人为本的历史传承和生态文明衔接互动不足;部门间信息孤岛局面改善水平不够,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和运营的渠道、机制和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总之,对智慧城市的定义、目标、对现阶段的真形势、真问题和真任务,还缺乏全面系统的剖析、理解和陈述。以上问题直接导致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指导性、操作性、预见性和科学性不强,执行效力欠佳等现象或态势的出现。